打退和制止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

　　1939年冬至1940年春，国民党顽固派掀起第一次反共高潮，中国共产党给予坚决回击，并在总结反摩擦斗争经验的基础上，为了坚持、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，制定了“发展进步势力，争取中间势力，孤立顽固势力”的策略方针，以及“人不犯我，我不犯人，人若犯我，我必犯人”的自卫立场和“有理、有利、有节”的原则。

　　1941年1月，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。新四军军部及所属皖南部队9000余人，在遵照国民党军事当局的命令向北转移途中遭到国民党军8万余人的伏击和围攻，除2000余人突围外，一部被打散，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，军长叶挺在同国民党军进行谈判时被扣押，副军长项英在突围过程中遇害。

　　面对严重的形势，中国共产党仍然以抗日的大局为重，在军事上严守自卫，在政治上坚决反击。1941年3月，蒋介石迫于压力公开保证绝不再有剿共的军事行动，至此，国民党顽固派第二次反共高潮被击退。

　　中国共产党坚持抗战、团结、进步的方针，连续打退或制止国民党顽固派反共高潮，这表明党已有了能够驾驭复杂局面的成熟的领导集体，既不在突然事变前惊慌失措、一味妥协让步，也不采取冒险行动，给破坏团结抗日的势力以借口。党在全国的政治地位空前提高，更加证明它是团结全民族坚持抗战的柱石。

　　敌后军民艰苦的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斗争

　　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，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。1941年至1942年，是中国敌后抗战最为困难的时期。日本侵略者企图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，决意加紧对华作战。

　　日军在华北反复进行“治安强化运动”，对占领区人民实行残暴的殖民统治、经济掠夺和奴化教育。对各抗日根据地发动空前残酷的毁灭性的“扫荡”和“清乡”，实行野蛮的烧光、杀光、抢光的“三光”政策，使用毒气和细菌武器，制造无人区，企图摧毁敌后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，消灭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抗日武装。1941年1月下旬，日军1500余人“扫荡”冀东丰润的潘家峪时，将全村男女老幼驱赶到一个大院内，以机枪扫射，屠杀群众约1300人，烧毁房屋千余间，造成惨绝人寰的“潘家峪惨案”。

　　在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斗争中，敌后军民创造了很多极为有效的歼敌方法，如麻雀战、地道战、地雷战、破袭战、水上游击战等，还创造了建立武装工作队等斗争形式，发展了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。1941年至1942年，八路军、新四军和游击队，民兵共作战4. 2万余次，毙伤俘日、伪军33.1万余人。敌后军民的反“扫荡”斗争，牵制、消灭了大量日军，成为中国坚持长期抗战最重要的因素，也是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巨大支持。

　　在艰苦的敌后抗战中，广大军民中涌现出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。1941年9月，在冀西狼牙山地区，八路军战士马宝玉、胡德林、胡福才、宋学义、葛振林，为掩护党政机关和群众转移，主动把日、伪军吸引到自己身边，一步步退到悬崖绝壁，据险抵抗。在打完最后一粒子弹后，他们毅然砸枪跳崖。人们称他们为“狼牙山五壮士”。1943年3月，新四军“刘老庄连”在与敌人战斗中全部壮烈牺牲。东北抗联第二路军副总指挥赵尚志、八路军副参谋长左权、新四军第四师师长彭雪枫等身先士卒，在作战中以身殉国。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团结一致、不畏强暴、反抗侵略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，是反“扫荡”、反“清乡”斗争胜利的力量源泉。

　　大生产运动

　　大生产运动是克服抗日根据地困难的重要一环，总方针是“发展经济，保障供给”。1939年2月，当困难刚刚露头的时候，毛泽东就发出了“自己动手”的号召。1941年，党中央再次强调必须走生产自救的道路。同年春，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进南泥湾实行军垦屯田。他们发扬自力更生、奋发图强的精神，使昔日荒凉的南泥湾变成了“陕北的好江南”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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